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学界观点莫衷一是。一派研究者持信任水平性别差异观, 其中风险偏好理论被用于佐证男性信任水平更高的观点, 女性在亲社会领域的优势则为女性具备更高信任水平提供支持; 另有一派研究者以性别相似性假设为依据, 持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两派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虽得到一定程度支持, 但还有待从研究范式、东西方文化差异等角度阐明其合理性。未来研究可在合理运用信任测量方法的基础上, 澄清信任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性别特征, 深化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从而更好地揭示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问题。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3-03-28 合作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摘要： 信任博弈范式测量信任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 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可能在范式变动中对投资信任水平产生影响, 降低信任博弈的内部效度。另一方面, 信任博弈与量表信任的相关水平较低, 这可能和态度与行为差异、测量类型差异以及测量范式的不足有关。虽然存在争议, 但总体而言, 信任博弈范式仍然是较为适宜的信任测量手段。未来信任博弈范式可在：验证信任博弈范式变动的科学性; 进一步澄清信任博弈范式与量表信任的低相关问题; 拓展信任博弈范式的测量维度以及提升信任博弈范式的生态效度等方面继续完善。
分类： 心理学 >> 心理测量 提交时间： 2022-03-22
摘要： 摘要： [目的]修订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 FIDS)，检验 其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对 1657 名女性大学生施测了中文版 FIDS、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SES)和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ASI) 中的敌意性别偏见分量表，随后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 析和效标效度的检验。[结果]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共有 27 个条目，保留了 5 个分量表：被 动接受(5 个条目)、醒悟(5 个条目)、融合发展(4 个条目)、整合(5 个条目)和积极投入(8 个条 目)，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6.18%。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拟合较好 ( 2 /df=2.99, IFI=0.92, CFI=0.92, GFI=0.92, TLI=0.91, RMSEA=0.05)。中文版 FIDS 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Cronbachs )在 0.71~0.89 之间，分半信度(split-half reliability)在 0.75~0.90 之间。[结 论]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是测量女性主义认同 发展水平的有效工具。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1-08-08
摘要： 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学界观点莫衷一是。一派研究者持信任水平性别差异观，其中风险偏好理论被用于佐证男性信任水平更高的观点，女性在亲社会领域的优势则为女性具备更高信任水平提供支持；另有一派研究者以性别相似性假设为依据，持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两派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虽得到一定程度支持，但还有待从研究范式、东西方文化差异等角度阐明其合理性。未来研究可在合理运用信任测量方法的基础上，澄清信任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性别特征，深化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从而更好地揭示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问题。
分类：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提交时间： 2020-08-29
摘要： 信任(trust)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张宁等人, 2011)。长期以来，信任测量都是信任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者对如何妥善准确地测量信任难以达成统一意见(Brülhart & Usunier, 2012; Corgnet et al., 2016; Gylfason & Olafsdottir, 2017)。依据Bauer和Freitag(2018)的观点，信任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即被试对某维度信任在李克特量表上直接报告，如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 ITS)(Rotter, 1967)；间接测量则通过个体的认知决策、具体行为等推测其信任水平。在信任的间接测量方法中，最为著名的是Berg等人(1995)基于Deutsch(1958)的囚徒困境博弈开发的信任博弈范式(trust game)，以下简称为信任博弈。信任博弈包括信任者(trustor)和被信任者(trustee)两个角色。在经典信任博弈中，博弈双方被分别赋予一定量的真实或虚拟货币，信任者可向被信任者投资任意数量金额，被信任者则获得两倍或三倍不等的增值；接下来，被信任者可向信任者返还增值金额中任意数额的金钱。在该博弈情境中，信任者向被信任者投资的金额(下文统称投资信任水平)即信任，被信任者的返还金额即被信任者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信任博弈的运用非常广泛(Espín et al., 2016; Bellucci et al., 2019; Javor et al., 2015)，但其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遭受了诸多质疑(Karlan, 2005; Thielmann & Hilbig, 2015)。有研究者甚至怀疑信任博弈中的投资行为根本无法测量信任(Ermisch & Gambetta, 2006; Sapienza et al., 2013)。鉴于信任博弈对信任研究的重要作用，综述与之相关的主要争议，分析和评估争议的合理性，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就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信任博弈面临的主要争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信任博弈范式自Berg等人(1995)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变动，但范式变动的合理性尚存疑问(Aksoy et al., 2018; Lenton & Mosley, 2011)。研究发现投资信任水平在范式变动中可能受到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和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的影响(Aksoy et al., 2018; Derks et al., 2014; Evans & Krueger, 2011; Thielmann & Hilbig, 2015)，从而降低信任博弈的内部效度。第二，信任博弈中投资信任水平与基于量表法测量的信任(survey based trust)(下文统称量表信任)之间的相关水平较低(Ashraf et al., 2006; Etang et al., 2012; Holm & Nystedt, 2008)。有研究者据此质疑信任博弈的效度并不可靠(Brülhart & Usunier, 2012; Karlan, 2005)。下文将首先从这两个角度梳理和分析信任博弈的主要争议，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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